撰文：吳劍華（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
《醫．藥．人》 第 76 期
香港的公共醫療政策，是要確保病人不會因經濟原因而失去醫護照顧，人民能輕易得到便宜的醫療服務，再加上醫學科技的進步，醫療服務品質得到改善，可能是使香港人平均壽命延長的原因，也許是殖民地政府遺留的一項德政。
1985年從司恪報告書開始，公共醫療系統逐漸改善，90年基層醫療改革報告書面世後，醫院管理局繼而成立，公共醫療服務得以大大的改善，醫療開支亦不斷上升。93年《促進更佳健康》諮詢文件出台，政府企圖在政策上改變，冀望將醫療承擔封頂，遂展開往後一連串的醫療融資討論，焦點從改善整體醫療系統與服務質素，轉移至如何承擔與融資的問題。
不讓貧病一同來
醫療融資難題是如何改變供、求、財政三者之間的失衡，醫療成本上升、財政約束、病人權益與服務需求提升、人口老化、醫療科技進步等，都加劇醫療開支增長的趨勢。討論香港的醫療融資與改革，從99年《香港醫護改革：為何要改？為誰而改？》2000年《你我齊參與、健康伴我行》諮詢文件，到2005年《創設健康未來》諮詢文件，差不多十年，還沒完沒了的在討論，問題涉及複雜的經濟民生，要解決問題，相信要拿出很大的政治勇氣與承擔。
先看香港市民總體的財政狀況，是否足以承擔過激的改變。
2005年香港人口約690萬，勞動人口佔52％，約360萬人；只1/3勞動人口（130萬人）需交稅，全港80％人口（約560萬人）不用交稅；48％住戶收入低於$15,000；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約為$15,700，05-06財政年度薪俸稅評稅總額為390億元。
香港市民整體收入（每戶月入）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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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以下約佔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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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15,000約佔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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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29,000約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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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或以上的佔22％
（其中最高收入10％的住戶，賺取約40％的全港總收入。）
可能是因為香港有不少亞洲首富及世界級富豪，2006年的堅尼系數高達0.56，成為全球貧富差距嚴重的地區。香港必須確保病人不會因經濟原因而失去醫護照顧，不要讓貧病一同來。
從稅支付 全民保障
香港現時醫療是「從稅支付，全民保障」的制度，政府從稅支付95％（佔本地生產總值約5％），低於亞洲國家和地區（日本8％、南韓6％、台灣5.9％）。香港人包括香港最低收入10％人口，可享用接近免費的公營醫療，現制度最能夠為最貧困的社群服務，其公平性、可及性和效率明顯易見。目前香港的全民公共醫療，除了照顧低收入市民，提供了社會醫療安全網外，也兼顧中產與基層需要；大病、大手術或長期治療，一般中產也不能承擔高昂的私營醫療開支，亦即是說，超過大半以上的香港人（每戶月入四萬以上的佔12％）亦難以承擔，故此，公共醫療亦是中產納稅人的實質福利。
為何改與為誰改？
有建議把現有制度作根本性的更改，實行中央強制性醫療保險與儲蓄，這制度看似更有效益和公平。以供款或保險形式的制度，無疑間接減低高收入人士的資助，加重低收入人士的負擔，吃虧的是長期病患及低收入人士。這制度的問題是醫療保險制的利益持份者，包括投保人、醫院、醫生、醫療集團、醫藥廠、保險公司，各自都只為本身利益著眼，導致供應者和用家的醫療道德風險不斷提升──如濫開藥、濫用不必要的醫療程序與檢測、過分治療等，造成各種引致成本上漲的誘因，更沒有降低醫療費用的意識，亦難有有效控制的機制，間接造成個別利益團體成為最大得益者。故此，這制度比不上從稅支付、全民保障具備的整體效益，倒不如讓政府成為全民的受保人。加上醫療保險在人口急劇老化、出生率不停下降的情況下，估計到了2033年，全港65歲及以上的人口將有27％，年輕人口比例縮減，下一代承擔更重保費，帶來「跨代不公平」。
偏離現今的公費模式，改為醫療保險制度，對大部分的香港人並無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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