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科醫生藍芷芊的學科是兒科內的體智發展學。兒童體智發展學就是找出小朋友在成長發展的時候可能會出現的不同，然後想辦法去幫助這些「與別不同」的兒童，而這些「與別不同」，我們稱之為障礙。
　　「做醫生就是這樣，先找出問題，然後想辦法去解決，這是醫生的思維方式。其實小朋友在發展過程中會出現許多障礙是沒有辦法治療的，只能教導、輔助。例如弱智、視障、肢體傷殘等。」
　　大約在8、9年前，藍醫生參與外國醫學的學術活動，發現外國對讀寫障礙的認識很深，研究亦很多，而社會的認知面亦很大。不過，在香港，對讀寫障礙的認識卻很淺。最令人意外的，是香港教育界對兒童這種障礙的理解，除了認識不足之外，對這種障礙更有不同的詮釋。兒童的讀寫障礙在外國其實已經發展了許多年，但香港卻只在起步階段，許多人都在摸索的層面，不停的爭論原因。
　　「我的工作只能評估兒童是否有讀寫障礙，但是怎樣去矯正障礙，非常需要學校的配合及老師的教導，以一個適教的方法幫助受到障礙的兒童，所以，如果教育界沒適度的配合，我們是寸步難行的。故此，我們的使命是與教育界充分的協作，尋求共通點，為這些需要幫助的兒童出力。」
　　「曾經經歷一段很難忘的日子，每一次與教育界見面都是充滿爭論，兒童的問題發生在學校，而疾病和發展性障礙，不是全部都是打針吃藥就可以醫好，治療的方法有很多種，可以吃藥，可以做手術，可以做輔導，也可以用教育。但做教育界的始終不同醫學界，大家在觀點、理解、科學根據上都有點困難，所以溝通上有問題。在這許多不同的觀念底下，醫學界與教育界便很難有絕對的共識。我們花了許多時間去開會去討論去研究去切磋，幸好都已達到相當了解。」

樽頸的突破
　　要學界認識兒童特殊學習障礙已經不容易，要社會接受更是困難，突破這個樽頸，來自一套電視台製作的檔案式專題報道，這個報道把讀寫障礙的存在，以及各界的爭議討論帶到公眾層面，換來的是社會人士及家長對這個問題認識與關注。
　　「我在屯門智能測驗中心工作的時候，已經有不少父母帶著他們的子女來我的中心做評估，因為這些父母都有共同的問題和共同的需要，我提議家長成立一個自助小組，可以互相交流。」1998年初，這個家長會成立，而且很具系統，目標明確──就是要令社會認識讀寫障礙，為兒童爭取權益。而香港兒童腦科及體智發展學會亦舉辦了多個關於這方面的活動，請了很多具分量的醫生及其他學界專業人士來講述這個題目，得到很大的回響。
　　「我之所以會這麼著緊，因為這些有讀寫障礙的兒童其實是聰明的，只不過在讀寫方面有困難，他們的智力正常，只要能克服這些障礙，與其他正常的小朋友是完全沒有分別的，我們怎可以放棄他們？要教導這些小朋友，要有特別的方法，不是父母陪著孩子讀書寫字就可以，也不是只是有耐心就足夠，若是用合適方法去教導這些兒童從而又發掘了他們的長處，這些小朋友的將來是可以很成功的。」
　　「有讀寫障礙的小朋友，由讀小學一年級開始，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每天返學痛苦，放學回家又痛苦，因為成績不夠好，星期六或星期日多要留在家中做練習，所以亦是痛苦，小朋友境況的淒涼，可想而知。去到二、三年級，就會變得沒有自尊心且沒有心機讀書，結果可能是三五成群的去玩，若是好的，他日可以找份不用認字的工作；若是不好的，最終會成為社會負擔。」
　　「令人痛心的是讀寫障礙這個症其實已經有根有據，有資料，有方法可以去幫助這些小朋友，外國社會有許多證據證明這個症的存在，亦有許多經過研究而證明可以成效的方法，香港還有些人不願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在不認識與不認同底下，就不會著力去推動，行內的人包括醫療界、教育界、復康界等對這個症仍存有不認同令我感慨至深。」
　　另外，藍醫生指出讀寫障礙這個課題在外國已經發展完整，但香港猶在起步階段，要處理和面對的事很多，簡單如專業人士的培訓已是一個大問題，香港有些老師，甚至大學講師，都沒有機會接觸過這個領域，就算從事特殊教育的工作人員，也不一定認識讀寫障礙。而且，社會上對這方面的認識不夠，家長不明白讀寫障礙存在於小朋友之中，簡單說，就是學校可以安排適合的教育給讀寫障礙的小朋友，有些家長也不願接受，他們會誤把「讀寫障礙」等同於「弱智」。以上各種因素間接使有讀寫障礙的小朋友失去平等學習的機會。

公平的待遇
　　殘疾歧視條例的教育實務守則敘明保障的殘疾人士，包括一般被稱為智障或弱智、自閉、特殊學習障礙……等，必須得到平等的學習機會。從此，有讀寫障礙的小朋友就可以得到平等的學習機會。
　　「平等的定義應為學童可以接受到他所需要的教育，而不是同一的教育，舉例說，若是視力有問題的，應透過方法讓學童可以看得見因而學得到，這才是平等，若視障的學童看不見，根本就不會明白，這樣就是不平等，平等學習機會是不能讓障礙褫奪學習的權利。由於特殊學習障礙被列入法例之內，我們就可以要求學校，不論校長或老師都必須給予這類小朋友公平的待遇，讓他們有平等的機會去學習。」
　　藍醫生說，據統計，每一班（約40人計），總有幾個小朋友是有讀寫障礙，有些是輕微的，在某一科有困難，也有因為閱讀上困難而科科受影響。外國有些幫助讀寫障礙兒童的學校，可以讓學生入讀一段時間，矯正其讀寫問題之後，再重新投入正常的學校。現時香港小學設有加強輔導班，輔助一些功課上有問題的學生，大約8至10個小朋友一班，不過，在這些學習班內，學生的問題各有不同，有智力較差的，也有專注力失調等，若以同一個方法教導這些小朋友，其實並不足夠，不是一般持有初級特殊教育培訓的老師可以應付。
　　加強輔導班可說是讀寫障礙兒童暫時可以得到的待遇，當然杯水不足車薪，不過，教署亦開始發展一些特別的課程，在不同的地方讓加強輔導班的老師作參考，這個發展其實是可喜的，雖然進展還未追上需要。
　　「評估工具、教育工具的不足是現今的最大問題，雖然在外國或台灣都有這些評估和教育工具，但我們需要一個完整適合香港兒童的教材。面對讀寫障礙，香港需要處理的問題實在太多，教材、師資、醫療，社會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與接受。還有，這些小朋友即將變為少年，再變為大人，他們認識的文字非常有限，將來在社會上的前途又會如何？」

零分考試生
　　在一班之中，要考第一固然難，但要考最尾，也不容易，因為只要你在考試時，答得一兩個問題，或填一兩個不知對或不對的答案，就是胡裡胡塗的交卷，老師也一定給你一些同情分，總不會零分收場，唯有甚麼都沒有填，或甚麼都填錯，才有「機會」零分。零分考試生大概就是讀寫障礙學生的反映，他們不是不懂，只是讀不懂。這種學生存在於每一個學校之中，只要有教學的基本訓練，老師是不難在班中找出有讀寫障礙的學生。
　　藍醫生說：「現在香港的教育學院尚未有完整的課程可以提供給老師用以教導有讀寫障礙的小朋友，不過，只要老師有足夠的警惕，對讀寫障礙有初步的認識，當遇見這種小朋友的時候，懂得求救就足夠了。就像一個醫生，他不可能懂得醫所有的病症，但是若他意識到他的病人患的可能是專科的病症，把病人適當地專介，自然有醫生會給予幫助。」
　　「我不停聲嘶力歇的告訴前線工作人員，怎樣去認識讀寫障礙的兒童，希望他們可以找出這些兒童，不致延誤兒童可以接受治療的機會。」
　　問藍醫生現在哪件事最是急迫？她的譬喻十分生動：「甚麼都急，不知先急哪一樣才好，就好像要救一個急病的人，又要扶著他，又要找車，又要送他到醫院，但路又遠又爛，醫院裡又沒有醫生，找得醫生又沒有藥。沒有一件不是緊急的。」

動人故事
　　當然，在不愉快的爭執或是做得一頭煙中，總有令人鼓舞的時候，藍醫生說出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有個年輕的母親，聽過藍醫生的講座，大約都知道有讀寫障礙這種問題，發覺兒子有這些傾向（當時她的兒子已經被學校開除了校籍），這個年輕的媽媽回家去對兒子說：「現在我有點明白你的問題，你在讀寫上有一些障礙，這種情況在長大時亦未必會改變，但我會盡力幫助你。」她的兒子其實是個很成熟的孩子，對媽媽的說話很上心，當時就覺得很不幸。後來，他們排期來到評估中心做評估，藍醫生就把一些基本的方法教了他的母親。過了兩天，那個母親走來告訴醫生，她的兒子在見完醫生後，開心得不得了，說「今次有人可以幫我了，我有希望了。」那個時候是聖誕節，他畫了一張聖誕卡送給藍醫生，卡上的聖誕老人說：「我已經太老了，沒有甚麼可以幫助你，就送你一個聖誕禮物。」而這個禮物就是藍醫生評估中心團隊的鼓勵。
　　「雖然這個已經9歲的小朋友所寫的聖誕卡上滿是錯字，但是卻很令人感動。小朋友更要求他的母親做了很多好吃東西，一家三口把食物送到我們中心請我們每一個人吃，我做過甚麼？可以讓他們如此高興，其實只是給了他們『希望』，雖然我對這個希望沒有甚麼把握。」
　　這個小朋友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在哪裡卻又忍受著讀寫障礙痛苦的兒童。
「最怕是有些人，可能是有心，可能是無意，提供了一些以為可行的治療方法。有些可能是混水摸魚，有些是出於好心卻用了不可能有效的方法，家長在情急之下，難免藥石亂投，雖然，不是吃藥打針，多數沒有副作用，不會壞身體，但是卻會延誤了小孩子學習的時間表。」
　　讀寫障礙不是絕症，也不是沒法矯正。只要父母早發現，給予小孩子正確的幫助，孩子的將來可能完全不同。
　　最慘的是，家庭環境欠佳，子女又有學障問題，父母又沒時間去照顧，這種家庭的孩子，如果未能得到學校的合適幫助，一生就活在沒有選擇當中。
　　成長中微不足道的不同，竟然左右我們人生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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