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勞永樂（醫學界立法會議員）
《醫．藥．人》 第 26 期
2003年6月23日，當香港從世界衛生組織的疫區名單上除名，筆者非常感動。作為醫生，我感到自豪，亦以身為香港市民為榮。當香港人能夠克服非典型肺炎的考驗，其他問題不已顯得微不足道嗎？
可是，興奮之情只維持短暫時間，社會從對抗非典型肺炎中迸發的凝聚力迅即被7月1日抗議政府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和其他議題的遊行所掩蓋。撰寫此文時，知悉不少市民，包括醫生在內將會參與遊行。
政府引發新創傷
政府未能充分利用香港人在對抗非典型肺炎時產生的決心和善心來撫平社會多年所受創傷，且更弄巧反拙，引發新的創傷或加深原有創傷。
不少人看到戰勝非典型肺炎並非政府功勞，而是前線醫護人員的獻身和專業態度、本地世界級的醫學專家，以及香港人的社群精神。
沙士過後，正是政府聆聽民意、想市民所想、從市民角度看問題的時候。人命的損失既成事實，最重要的是不讓他們白白犧牲。
我們理應有權要求及得知為何沙士對香港造成如此巨大的傷害。但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委任一位被公認需為錯誤處理沙士負起最大責任的人來領導委員會，自己查自己。政府繼而強調委員會的工作是針對事而非針對人，幾乎是預先保護犯錯者。
港人何去何從？
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處理沙士的過程，對政府來說是百利而無一害，但政府卻一直堅拒。政府選擇違背民意的做法實在令人費解，尤其香港人的明智在沙士一役之中表露無遺。
自一年前實施問責制，政府的主要官員再不是公務員，而變成政治委任。它的好處是行政長官可自由選擇其內閣成員，以及根據實際需要來更替，而毋須通過冗長的公務員規例。高官可由於失職、表現欠佳，或是傷害政府的認受性和公信力而被撤換。
可是，政府卻沒有把握高官問責制的靈活性來應付危機，反而偏袒那些不勝任或欠缺公信力的問責官員。
七一遊行迸發出來的力量，不正是政府重新檢視高官問責制的意義，以及順應民意的好時機嗎？當市民因遊行而聚集，不正是政府須加倍努力聆聽和理解市民心聲的好時機嗎？
如果政府錯過整合和引導市民由沙士迸發出來的力量重建香港，實在是一場悲劇。
遊行之後何去何從？這是香港人急切期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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